移民屯种的措施，也就是把地少人多“狭乡”的百姓，迁移到人少地多的“宽乡”去耕种，即屯田。
这仅是屯田的一种，若是细分的话还有军屯和商屯。
屯田的土地是国家所有的，耕种的军民为国家的佃户，同样也是免三年的赋税。
如有多开垦的荒地，则享受“永不起科”的待遇。
垦荒与屯垦，不仅解决了全国军粮民食，农民也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。
从此，全国的粮食也由紧张转为富余，明朝政府也不会再为粮荒发愁了。
可是在这时，新的矛盾又出现了：许多州县官吏乘机谋取私利，他们虚报垦田亩数作为政绩，以邀封赏。
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朱元璋没有料到的。
同时，随着田地的增加，土地分配不公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。
江南土地狭窄，每户不过十亩左右，北方一些地区则是多得多，有的每户达到了数百亩，甚至还出现了一家占地百顷的大富户。
对此，朱元璋显得异常的愤怒，他开始向那些多占良田的富户和恶豪发起了攻击。
大家都知道朱元璋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，因此最让他痛心的便是农民没有一块养家糊口的土地。
他最痛恨的就是地主占据大量的肥田沃土，欺压剥削农民。
经过多重考虑，朱元璋决定先礼而后兵，他亲自接见了江南所有的富民，并且义正言辞地对他们进行了训诫。
可是，这些受到皇帝接见的富翁，在饱享礼部赐给的酒饭之后，只是把皇的接见和宴请视为回乡夸耀的资本，各个都是沾沾自喜。
不少人并没有把皇帝训话的深意放在心，只知道磕头谢恩。
回到家乡后，他们依然是我行我素，早已经忘记了皇帝的训话。
对于皇帝的告诫，大多数人都没有理睬。
朱元璋见他们拿自己的话当做耳旁风，很是愤怒。于是，他与李善长等商议对策，决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惩治这些不听话的富民。
随后，朱元璋开始迁徙苏州的富民，前后迁移的人数多达20万人。
这些富翁一旦离开了土地远走他乡，带走的也只能是一点钱财，而像房产、田地这些则只能一概扔掉了。
而对于有劣迹的富民或者是乡村的头目，就不仅是迁徙那么简单了，被抄家后还要发送到荒芜之地。
对于劣迹昭彰、鱼肉乡民的恶霸，抄家后还要杀头。
这些措施的实施，虽然给那些富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，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却是一件好事。
占领江南之后，朱元璋还在江浙、江西等地实行粮长制度。
每万担左右的税粮为一个纳税区，并且委派田粮最多的富户担任粮长。
为了让他们能够忠诚地效力于朝廷，朝廷还给了他们许多的优待，即使犯了死罪也只打一顿板子了事。
可是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就是这样一味地宽容，得到的结果却是使不少人成了为害一方的恶霸。
朱元璋决定严惩这些恶霸，恶行一经查出就会立即杀头。
那是在洪武元年，一次就杀了160多个粮长。
金华有个姓匡的首富粮长，曾经口出狂言，说道：
“皇帝征粮百万，都不如我一个田庄的收入。”
这话被朱元璋知道后，暗暗记在了心里。当这个匡粮长解粮进京时，朱元璋不露声息地问道：“匡粮长，你解的粮食在哪儿？”
首富答道：“霎时便到。”
朱元璋问道：“杀时——就到了吗？”
这个匡粮长并没听出话里暗藏的杀机，他爽快地回答道：“是的，霎时就到了。”
“那好，给我推出去杀了！”等到匡粮长醒悟过来，他早已经人头落地了。
匡粮长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四散逃亡，财产也被人抢劫一空了。
从此，曾经闻名一方的大富翁匡粮长，眨眼间便化为乌有了。
此外，苏州首富沈万三一家的遭遇，也是同样的悲惨无比。
沈万三兄弟多年来一直在海外做买卖，堪称是苏州的首富。
沈万三害怕朱元璋的屠刀会落到自己的头，于是，他千方百计地献钱纳贡，梦想着可以用钱财来买到一世的平安。
为了讨好朱元璋，沈万三进献了一个聚宝盆，并表示可以承担京城城墙三分之一的修筑费用，同时，他还可以捐资犒赏部队。
朱元璋早就对沈万三支持张士诚心怀恨意，现在见他如此夸富，便想借故杀掉他，便说道：
“你竟然口出狂言，要犒赏天子的部队，一定是个犯的乱民，罪当杀头。”
马皇后认为，人家送礼出钱，并没有犯死罪的道理，于是便劝说朱元璋。
朱元璋觉得马皇后说得有道理，便下令赦免了沈万三的死罪，但是，全家被发配到云南充军。
而沈万三所献的那个聚宝盆，则被埋到了城门下边，作为镇门之宝。最后，朱元璋还将原来的城门改名为“聚宝门”。
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对富户进行打击、迁徙甚至是杀戮，这与他的贫寒出身也是有着直接联系的。
正是这种恨富情结与他性格固有的残忍联系到一起，才酿出了那么多不忍卒睹的惨剧。
本来想为穷人争地权、谋福利的朱元璋，没想到富户的田产被收没入官的同时，佃农也成了无田可种的赤贫。
他只得赶快分给他们一块土地，并号召他们广种桑麻、学种棉花，以做到衣食自足。
在恢复生产的基础，朱元璋还采取了重农措施。
朱元璋为了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他同意刘基的“生息之道在于宽仁”的主张，而宽仁必施以实惠，“宽仁必当阜民之财”，对待生产劳动者必须宽厚仁义。
朱元璋认为“养民者，必务其本”，就像“种树者，必培其根”是一样的道理。
首先要兑现的是宽赋。明廷实行宽赋，对一些地区少征赋、缓征赋。
洪武初年的田赋较轻，当时田赋分“夏税”和“秋税”，缴纳以米、麦为主，丝绢和纱次之。
当时的苏州、松州、嘉兴、湖州等地赋税过重，朱元璋下令减租去一半，以后又减租一次，最后，原亩租税七斗五升，全部定格在三斗五升。
但遇有严重灾难的地区，仅是宽赋也是不能体现生息之道的，于是朱元璋又实行了免除赋税的仁政。